口述人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前线围城指挥所司令员、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
肖劲光（1903.1.4-1989.3.29）湖南长沙赵洲港人。五四运动后投身革命，1921年进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。大革命时期回国参加北伐战争，亲历五次反围剿，长征，抗战期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，1948年任第一兵团司令员解放长春。建国后组建海军任海军司令员，1955年授衔大将。1989年病逝于北京。
长春围城期间大量长春市民被迫出逃，解放军战士搀扶逃出的老人前往解放区
为了赈济长春难民，解放区筹集大量粮食救济
在强大政治攻势前，国民军官兵甚至嫡系的新7军新38师官兵也纷纷放下武器，向解放军投降。一、经济封锁围困长春的斗争，是一场非常复杂、全面的斗争。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，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。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，设立检查站、检査哨，禁止可供敌军所用的粮食、蔬菜、燃料等生活资料和牛、马入城，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，重点实行粮食封锁，对于军队来说，历来是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，把10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。
困守孤城，历来为兵家所忌。郑洞国率10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，等待蒋家王朝的接济进行反击，吃得上饭是起码的条件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。围城之初，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枪粮柴，存起来以备后用。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，无一村庄幸免，粮食都被抢走，老百姓留的粮种也全被搜刮掉，许多房屋拆得只剩四壁，房上的草都被拉进去喂马，木板木梁拆去做柴烧。后来随着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，距敌越来越近，敌人外出抢粮、拆房，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，逐渐得敌人不敢出城，只好依靠空投。开始敌长春警备司令、新7军军长李鸿还安慰部下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没柴烧拆房子，没粮吃有空投。”然而现实是无情的，随着旷日持久的围困，前景日益暗淡。就拿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来说，遭我高射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，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窜，有的被迫高空下投或漫无目标的乱投，很多粮食落到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。这些南方的大米，四川的榨菜，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。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，郑洞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，统一分配这些物资，但规定大部分供给新7军。由于国民军官兵饥饿难忍，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，加深了国民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，甚至发生械斗。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说：“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者，一经查获，即予就地枪决！”足见矛盾之尖锐。据当时美联社的一些“专家”分析，空投根食要20架飞机每天飞行两次，才能供上长春的需要。可是最多时每天只有12架飞机，后来每天三四架，再往后每周三四架，阴天下雨无飞机，有的飞机还投不中目标。因此空投粮食只是杯水车薪。郑洞国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：“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缺粮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敌人只有加倍地搜刮长春市内的50万无辜居民的食粮。长春市敌人组织了军、政、警合一的“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”，将城内的粮食包括麸子、糠秕、豆粉等都搜刮殆尽，“管制”起来，统一分配。由于粮食奇缺，城内的粮价飞涨，下面的统计表是当时每斤高粱米价格日益飞涨的情况。
6月10日4万元6月23日22万元7月14日80万元7月28日330万元8月11日720万元8月18日2300万元9月10日2800万元(均为东北流通券)仅在6月到9月的3个月，粮价就上涨了700倍。后来粮价再涨，粮市上已无粮食可卖，有价无市了。据投诚的国民军官兵讲，城里连青草都要一捆钞票买一捆。金子也不值钱了，一个金镏子只换一个慢头。
敌人为了减轻城内缺粮的压力，缓和矛盾，还采取了恶毒的“杀民养兵”政策。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，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。这对我部队的压力很大。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，又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；既要粉碎敌人的恶毒阴谋，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。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。为此我围城对敌斗争委员会专门设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，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，有计划地收容难民、疏散难民，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侦察或做瓦解敌军的工作。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，6亿元救济金及500斤食盐。为了教济长春市难民和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，我们的战士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的运动。夏季部队积极组织、帮助群众抢种荞麦、蔬菜，开展生产自救；秋季积极帮助群众抢收粮食保卫秋收。人民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，深深痛恨国民，深深热爱人民军队。他们纷纷组织起来，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。儿童团员站岗放哨查路条，青壮年缉私、抓坏人，昼夜巡逻。这样军民就筑起了铜墙铁壁，努力做到一粒粮、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城。
经济封锁产生了效应，饥饿降临到国民军头上了。敌军从6月份开始，正规军每人日定量1.5斤，高梁、大豆各半；7月1日减少4/10；8月初除新7军新38师（新38师原是新1军远征军精锐嫡系部队待遇自然不同）每周偶尔能吃顿大米饭，第60军第182师能用1/3高梁米掺大豆吃外，余下的4个正规师都发粮代金，由各连自己去买，买到什么吃什么，每人每天发的钱仅够买1斤黄瓜，只能熬些菜汤喝。至于地方保安部队，只靠抢了，抢到什么吃什么。
这样困守长春的敌军内部，除了共同面临的饥饿危机外，正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。军心浮动，朝不保夕。郑洞国惊呼：“长春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”，将不知所终。
线的确是断了。是被10万大军筑起的钢铁防线指断了，是被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铁臂合围掐断了。
二、政治攻势由我军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，长春成了一座孤岛、死城。敌人内外交，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士气大落，军心浮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治攻势，敌人内部开始分离析。
6月28日，根据围城总方针，围城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。肖华在会上提出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"，充分说明了政治攻势的重要性。会议分析了长春守敌的特点：
（1）、敌人部队派系复杂，有中央系部队、云南滇系部队和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，彼此间互相矛盾，相互排斥（2）、断绝了陆上供援，孤点孤军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随着时间长久，内部困难必将日增，士气也愈益低落（3）、经过我地下的工作和在敌我双方对全接触的过程中，敌人对我军的政策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（4）、东北籍新兵多，归乡心切，盼望解放。会议指出，我军必须利用这些矛盾，加强政治攻势，达到削弱敌人的斗志，瓦解敌人的战斗力，最后解放长春的目的。会议具体部署了政治攻势的任务，号召发动群众，创造多种生动、有力的形式瓦解敌军。
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。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，创造了多种形式。如广泛进行阵地喊话。开始经验少，单纯用嘴喊，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。后来大家做土喇叭，利用各种掩蔽物，有的还发明了“弯形长话筒”，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，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，这样既安全，效果又好。又如散发宣传品部队创造了打宣传弹，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等办法，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；有的缝制慰问袋，内装宣传品，开展过节送礼活动；还有的采取给敌人送饭，请敌人过来吃饭，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。这些办法效果都很好。我独8师的一个班长李风春，为了宣传喊话和接收敌逃兵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成绩显著。围城指挥所及时通报表扬了他的事迹，推动了各部队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。
强大的政治攻势涣散了敌人的军心，大量敌人逃出城来投诚。敌军为了抵制我军的政治攻势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如组织“政工队”到阵地前沿骂阵（牛啊，不知道政工队骂人前能吃饱饭吗？），在部队实行“连坐法”等等，但终究抵挡不住正义的声音，逃亡投诚者与日俱增。开始逃过来的人多系土匪杂牌部队的，正规军的较少。特别是新7军新38师这个一贯妄自尊大的国民军嫡系部队，逃亡投诚的更少。为改变这一状况,我们分析研究了敌新38师的人员情况，针对该师多是关内人，思家心切的心理特点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喊话。不喊让他们投降等带刺激性的口号，而喊“你们是怎样来当兵的”、“你们的家庭、父母妻子在盼望你们”、“你们为谁卖命，死了又是为谁”、“长春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没有前途了”、“你们出来，我们一定发路费，放你们回家！”等等内容。这样喊话起了很大作用，效果显著，敌新38师中投诚的日益增多。过来的士兵纷纷说“你们喊别的都没有什么效果，就是一提到家的问题，我们就流泪。”
8月5日和11日，我们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宣传攻势。8月下旬，又开展了政治攻势突击周，大打政治仗，人人作宣传，个个想办法。领导上组织了两次大检查，利用自己办的刊物《围城简报》推广先进经验。各部队领导带头，从干部到战士纷纷去前沿对敌喊话。有一个部队的机枪班由于不能上前线，全班自动捐献8月份的津贴费，给前沿部队做瓦解敌军之用。还组织城外的群众，包括老人、妇女、儿童以及从长春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做工作，利用国民军家属、俘虏和投诚官兵对敌喊话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例如我们在解放吉林时，收容了60军暂21师的一个团长的老婆和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老婆。我们对她们进行教育以后，派人送她们进城。后来设法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，也送进去，这给敌军内部以很大的影响。李嵩的弟弟感动地说：“是自古以来最好的仁义之师，蒋介石使我妻离子散，使我家人团聚。”这些对第60军以后的起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，城内敌人纷纷投诚，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，由士兵到官佐，由徒手到拖枪，由个别到整班整排地投诚。我们在各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，在我们敌工部设立总接待所，负责安置这些投诚官兵，愿意留下的就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，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，有些合适的对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。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，我们共接收投诚官兵13500余人，其中新7军3700余人，第60军3800余人，土杂部队6200余人。
在大规模开展群众性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，在另一条战线，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60军上层军官的工作，也在紧张地进行着。60军原属滇系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派有几位员在这支部队中工作，使他们受到革命影响。1945年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部队以后，将他们送往东北战场打内战。正确分析了全国的形势，特别是正确分析了敌人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，精心布置了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。据直接做这项工作的刘浩回忆，1946年4月朱总司令、刘少奇同志亲自找他谈话，作了如何争取滇军起义的指示。朱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，给孙渡(曾任东北国民军第7、第1兵团司令官)、卢浚泉(先后任东北国民军第93军军长、第6兵团司令官)曾泽生（国民军60军军长）写信，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，站在人民一边。刘浩受中央委托来到东北后，与在滇军中的我地下组织接上关系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我们将被俘军官中经过教育表现较好的，以派遣方式放回城去做工作。如在梅河口战役中被停的敌60军551团团长张秉昌、544团副团长李峥先等，就是这样有计划释放回去的。9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，我第1兵团又召开了敌工会议指出：今后政治工作的方针，除继续开展对敌猛烈的宣传攻势、大量瓦解敌军外，特别要注意做上层的工作，组织战场起义，制造里应外合的条件，歼灭长存敌人。1946年5月在海城起义的原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现任我第1兵团副参谋长，对促使第60军起义，做了不少工作，他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了不少信。同时派我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、杨滨主持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工作。刘浩曾化装秘密进城做敌军上层的工作。60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组织，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，扩大影响，发展了一批地下员，为60军起义创造了条件。
回顾围困长春期间，部队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，为我军的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，特别是瓦解敌军工作方面是有所创新的。